副局長李金治
「酒」在金門人的文化與生活習慣中，佔有重要的地位。適量飲酒，有益健康。但飲酒過量所帶來的健康危害，在我們社會中潛藏著危機。不當飲酒所造成的影響遍佈個人健康、人際關係甚至整個社會，所引發的疾病與公共衛生問題值得重視。
飲酒一直存在人類生活中，與生活息息相關，對不同種族、不同文化有著不同的意義。以漢民族而言，飲酒文化幾乎可以說與歷史同步展開。夏商之際，人們飲酒多在祭祀之後，認為人是替諸神享口腹之樂，能喝多少便喝多少；直至周朝以降，周天子認為商朝之滅亡，導因於上流階級過於縱飲無心治國，故對人們飲酒多加限制(郭泮溪，1980)。臺灣早期原住民用自己種植的作物來釀酒，因此，祭祀時要用酒謝天，表達一種感恩的心，感謝上蒼賜予他們豐收，得以有剩餘的作物釀酒，故「酒」為一種感恩的連結；另外，也只有在特別的時節(如祭祀、婚喪等)，眾人才聚集飲酒，而這些特殊時節往往伴隨著歌舞等歡樂氣氛，所以酒亦為歡樂連結(高淑貴，1999)。然而，台灣原住民飲酒行為由50年代慶豐收活動，演變至今成為嚴重的酗酒問題(李亦園，1982；陳全成，1999)。當然，在李亦園1982年及鄭泰安1996年的研究也發現當原住民涵化程度(degree of acculturaion)愈深者，其適應愈佳，飲酒問題較少，且飲酒的盛行率與發生率皆較低。
本縣民國98年十大死因依序為：(1)惡性腫瘤；(2)心臟疾病；(3)事故傷害；(4)腦血管疾病；(5)肺炎；(6)糖尿病；(7)高血壓性疾病；(8)慢性肝病及肝硬化；(9)慢性下呼吸道疾病；(10)腎炎、腎徵症候群及腎性病變。尤其，本縣癌症死因中胃癌、食道癌、攝護腺癌死亡比率高於全國甚多。其次，事故傷害為全國主要死因第六順位，本縣則高居第三順位，此與過量飲酒的相關都值得關切。
也就是說，飲酒所衍生的健康及社會問題值得重視。
壹、 飲酒與健康
飲酒不僅會影響個人的健康、工作、人際、及婚姻關係，也造成不少社會問題。莊建娟（2004）實證分析發現，酒精成癮患者比率愈高對該地區居民健康情形有負面的影響。
李蘭、陸玓玲、李隆安、黃美維、潘怜燕、鄧肖琳（1995）研究顯示台灣地區18歲以上成人，經常吸菸及嚼檳榔的比例為1.8％，經常吸菸及飲酒的比例為4.0％，經常飲酒及嚼檳榔的比例為0.5％，同時具有吸菸、飲酒及嚼檳榔的比例為2.2％。
由美國酒癮協會（National Institute on Alcohol Abuse and Alcoholism）所提供的資料，美國全國最大的藥物濫用問題是酒癮問題，由酒癮所造成的問題有：（1）50％的配偶虐待；（2）50％的交通死亡率；（3）49％的謀殺案件；（4）68％的殺人案件；（5）69％的溺死事件；（6）38％的兒童虐待；（7）52％的強暴案件；（8）62％的暴力案件；（9）20-35％的自殺案件。又35％的自殺者在死亡之前曾喝過酒，23％在死亡時有酒精中毒的現象，約15％的交通事故有自殺企圖（引自林美足，2002）。
依據流行病學追蹤研究發現有67%-100%的原住民死因與飲酒有關，除此之外，有73%至80%的原住民因為飲酒而產生身體、社會或職業功能傷害(鄭泰安，1996)。問題飲酒者在健康、睡眠、自尊、情感以及親密關係的滿意程度較差（Stewart，1989）。
陳韻如（2004）研究結果發現個案帶ADH2*1/*1基因型者，相較於帶ADH2*2/*2基因型者，罹患食道癌的危險性為3.99倍 (95%CI, 2.13-7.48)；同時，個案帶ALDH2*1/*2 及 ALDH2*2/*2基因型者，相較於帶ALDH2*1/*1基因型者，罹患食道癌的危險性分別為4.99及 4.24倍 (95% CI, 3.11-7.99 及 1.52-11.84)，並進一步發現ADH2及ALDH2的基因多型性與飲酒習慣對於食道癌的發生存在交互作用。但是，並未發現ADH2與ALDH2的基因多型性與胃癌的發生有顯著相關性；而酒精代謝酵素 (ADH2與ALDH2) 的基因多型性會調節酒精代謝而影響食道癌之發生，但是與胃癌則未有顯著的相關性。
飲酒對心理層面的影響，葉美玉、胡海國、林淑梅、李選（2000）指出有飲酒習慣者較容易產生高憂鬱情形，其罹患高憂鬱的風險是沒有飲酒習慣者的3.44倍。姜逸群、黃雅文（2000）研究指出飲酒者在人際關係滿意度、生活滿意度上低於不曾飲酒的非飲酒者，飲酒者飲食、睡眠較不規則，身心較容易感到疲累，有想要從事讓父母訝異的事、過著自由不受拘束的生活、感覺生活單調無聊等社會偏離與孤立感。
陳南翰（2003）的研究發現，在飲酒行為上，犯罪少年與飲酒經驗呈現顯著的關聯性，犯罪組有較高比例的少年曾經有過飲酒經驗(89%比71%)，在嚴重程度上，一般組與犯罪組也呈現顯著差異。
金門縣威脅成人生活品質與健康的殺手-痛風與高尿酸血症而言，林寬佳（1996）針對金湖鎮社區民眾進行之高尿酸血症盛行率調查顯示：男性高尿酸血症盛行率為 25.8%，女性高尿酸血症盛行率為15%。而高尿酸血症演變為痛風分析方面:高尿酸血症患者罹患痛風之比率為男性11%，女性3%，痛風好發於男性 40～60歲之年齡層，其主要的影響因子為尿酸濃度及喝酒習慣之影響。而根據楊純玲（1997）在金湖鎮30歲以上民眾所做的調查，高尿酸血症的危險因子有血中高三酸甘油酯、肥胖、血中膽固醇、高血壓、空腹血糖值、血中肌酸酐、喝酒及利尿劑。痛風的危險因子為血中尿酸值、喝酒及利尿劑的使用。
李璧如（1998）研究指出事故傷害個案平時飲酒的比例較非事故傷害個案為高，個案到院時血中酒精濃度≧50mg/dl的個案為到院時血中酒精濃度＜50mg/dl的個案的5.2679倍，平常常常喝酒及幾乎天天喝酒者的危險性是平常不飲酒個案的0.4676倍，平常偶爾喝酒者的危險性是平常不飲酒的0.0829倍。
但飲酒對健康並不純然是負面的影響，台北榮民總醫院（2010）研究證實，20至40歲健康者，每晚喝一杯100C.C酒精濃度為12-13％紅酒，可減少心血管發炎老化。此外，喜好杯中物的人會說飲酒可以增進社會互動、連絡感情、增進人際關係；降低壓抑的情緒、消悶解愁、解除緊張。失意的人或說喝酒幫助麻痺自己，忘卻不快，能使自己壯膽、一吐心聲。也就是說，適當的飲酒有助於社交關係的建立與身體健康的維護，但過度的飲酒，卻會造成許多傷害(Kanas，1984)。
貳、 飲酒行為的定義
世界衛生組織(1952)對飲酒過量(酗酒)定義為：指不論個人的遺傳體質、後天的生理病理因素為何，凡超越傳統飲酒習慣的任何飲酒形態，因飲酒而導致個人健康及社會關係之妨礙者稱之。
美國精神醫學會制定的第四版精神疾病診斷統計準則(DSM-IV)中關於酒癮的診斷標準。其中分為酒精濫用(alcohol abuse)、酒精依賴(alcohol dependence) 、酒精中毒(alcohol intoxication)三類。 (孔繁鐘、孔繁錦譯，1998)。
酒精濫用(alcohol abuse)指同一年內由於酒精的使用而出現：不能履行職業、學業或家庭的主要角色責任、對身體有害、一再捲入與酒精使用關聯的法律糾紛、或造成社會人際問題等任何一項，而仍繼續使用酒精。
酒精依賴(alcohol dependence)指同一年內由於酒精的使用而出現：酒精耐受性(alcohol tolerance)、酒精戒斷症狀(alcohol withdrawal)、其使用常比所願的更大量或長時間、對戒除或控制酒精使用有持續意願或多次不成功的努力、花費許多時間於取得或使用酒精，或由酒精作用中恢復正常、放棄或減少重要的社會、職業或休閒活動、明知自己重複發生的身心問題極可能是因酒精引起的，卻仍使用酒精等三項或三項以上，可分為伴隨生理依賴 (有耐受性或戒斷的證據)及無生理依賴。
酒精中毒 (alcohol intoxication)是指最近喝酒且在酒後不久或飲酒當時發生明顯的適應不良行為或心理變化，且有下列一項或以上的症狀：言詞含糊、運動協調障礙、步態不穩、眼球震顫、注意力或記憶力損害、木僵或昏迷。
又有學者將酒癮概念分為酒癮是一種罪行、一種疾病、或一種適應不良的行為。就酒癮是一種罪行的基本假設而言，酗酒行為完全出於酒癮者自由意識(freely chosen)，由此推論不能以失去控制(loss-of-control)來解釋酒癮者的行為，他們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全責。就酒癮是一種疾病而言，此概念的基本假設是：疾病起源於遺傳的易感受性(vulnerability)，個人無法將自己變成一個酒癮「患者」，由此推論如果疾病不存在，則無論飲酒量多大，也無法對其形成依賴；生病不是自己所願，只因不明原因的體質機制，使得患者一旦開始飲酒就會引發更強烈的飲酒渴望，最後導致強迫性的濫用；病程是慢性的、固定的走向惡化，除非禁酒，否則伴隨的「症狀」不會消失，由醫師主導監督的治療和照顧是應該的，患者無須承受道德的批判和無情的對待。就酒癮是一種適應不良的行為而言，其基本假設是：酒癮就和所有人類行為一樣，均是由相同的法則塑造而成，由此推論酒癮是明顯受制於環境甚至是認知等關聯條件之下而導致的問題行為；酒癮患者非疾病的受害者，而是破壞性之學習情境的受害者，酒癮患者仍保有某種程度的控制權，但通常酒癮行為並不是自由選取的結果(李素卿譯， 1996)。其中，以疾病角度研究與處理酒癮患者是當今的主流模式，它使得酒癮者更易獲得協助而較少苛責與恥辱，但疾病模式也面臨缺乏足夠嚴謹的科學驗證(Peele,S.,1985)。
參、 飲酒行為的相關因素
一、飲酒的文化意義
飲酒在交際應酬上佔有不可或缺的角色，被視為社交場合的潤滑劑，可增進社交能力、解除壓力，在某些場合更存有必喝的社會壓力。
國內許多學者探討原住民飲酒的文化因素，其中，顏婉娟(2000)針對烏來泰雅族婦女飲酒經驗的質性研究歸納出， 1、喝酒是烏來泰雅族婦女新的認同符碼，因為喝酒是入境隨俗的、喝酒成為結盟的場域、是原住民認同的符碼。2.喝酒作為人際衝突的緩衝，因為喝酒對原住民是昂貴的事、藉酒裝瘋來表達平日親友間難以啟齒的不滿。3.喝酒所填充的感知世界：用酒精痲痺自己的痛苦、喝酒幫助入睡、喝酒來展現活力重新得力或對抗無聊。此外，烏來泰雅族婦女對飲酒有著矛盾的情感，喝酒也成為對抗男性壓迫的場域，喝酒是烏來泰雅族婦女的轉機─即與酒中共生。陳美汀（2002）研究顯示山地鄉的原住民飲酒的比率是城市型的2.33倍的飲酒機率。
印第安的酒癮研究中，認為酗酒行為可視為是具有社會整合及適應外在文化侵入所引起的涵化問題的功能；同時研究發現印第安青少年飲酒的行為和追尋族群文化價值意涵有關(許，1993；O,Nell,T.D.＆ Mithell,C.M. 1996)。
二、飲酒與家庭關係：
而從家庭功能來看，兒童期的家庭衝突與酒精依賴有關，近期的家庭功能與酒精依賴患者之生活品質間有高相關（林美足，2002）。高素月（1995）的研究發現：家庭關係與偏差青少年飲酒呈負相關；友伴特性，個人學業特性，飲酒社會特性與青少年飲酒行為呈正相關。
研究發現父母的飲酒態度也會影響子女的飲酒行為，父母對飲酒持強烈反對者，子女多半不會飲酒(Weltw，1986)；父母態度為中立或許可者，則90％以上的子女會飲酒(郭千绮，1996)。
張欣萍(2000)研究發現，父親的飲酒行為與飲酒者飲酒行為之關係較母親的飲酒行為與飲酒者飲酒行為之相關程度較高；而父母要求飲酒者買酒、飲酒的頻率與飲酒者飲酒行為成正相關；而父母親相處的情況、父母關心程度與飲酒者之飲酒行為均呈負相關；至於家人看法方面，飲酒者認為配偶、子女對其飲酒態度較接受者，較喜歡喝酒。
另外，研究亦發現飲酒行為對家庭包含了正向和負向影響：飲酒行為對家人關係的影響取決於飲酒程度，喝點酒不致醉時，對家人關係有正向影響，而酒品較好者，亦較不會引起家人的恐懼和排斥(張欣萍，2000)。家庭成員容易因酒癮患者感到羞愧，及擔心他人的恥笑而顯得退縮，並減少社交活動的參與(Orford ＆ Eaward，1977；Hanson ＆ Estes，1979；劉麗珠，1988；王敏如，1990；張欣萍，2000)。此外，張欣萍(2000)研究也指出：飲酒行為對家庭經濟層面有負向的影響，飲酒者酒後較會對子女說教，但成效不佳，飲酒者飲酒行為對子女造成不好的榜樣，飲酒後對子女疏於照顧。
三、飲酒的個人因素
飲酒行為的個人因素包含（1）體質因素：學者認為有遺傳傾向或特殊體質不容易喝醉，因而較無節制演變成為酗酒；（2）人格因素：口慾期需求未被滿足，易受挫、自卑，以自我毀滅方式處罰自己；（3）精神疾病因素：有精神疾病，例如憂鬱症或是焦慮症等，藉由飲酒來緩和症狀；（4）學習理論：飲酒行為經由模仿而來，因飲酒後焦慮與壓力得以解除，飲酒因而得到正增強而持續這個行為（李易蓁、王芬蘭，1996）
性別因素：酒癮盛行率女性較男性低、接受治療的比率上女性酒癮者較男性高：而在飲酒頻率及飲酒量女性也比男性較低、也比較少(Wechsler,1980；Knupfer, 1982；李煥鈞，2003)。
健康行為因素：飲酒與其他健康行為的交互相關研究顯示，吸菸與飲酒有強的相關（Ross，1985；黃雅文、姜逸群、藍忠孚、方進隆、劉貴雲：1991）。
男性、嚼檳榔、吸菸、35-49歲、結過婚目前單身及高級專業人員（高級專業人員、大企業主）目前有飲酒的對比值較高（梁振翊、周肇茂、何佩珊、謝天渝、楊奕馨，2004）。李煥鈞（2003）對台中縣居民所做的調查發現有飲酒行為的女性已達所有女性的四分之一，遠高於有吸菸或嚼檳榔行為的女性比例。
四、飲酒與壓力調適關係
吳秀娟（2002）研究發現警察人員飲酒量與工作壓力有正相關，男性、婚及婚姻狀況不良（如分居）、服務於刑警隊之警察人員、家頻率愈低之警察人員，其家庭壓力及工作壓力愈大，而飲酒情境及飲酒行為也愈嚴重；相反的，警察人員之階級愈高，家庭壓力及工作壓力愈小，飲酒情境愈低。
楊明仁、何啟功、施春華、河內一郎（1998）就工作環境與飲酒行為的研究指出，工作壓力是影響個人飲酒行為的一個主要因素，為了因應工作場所的壓力，飲酒成為逃避困難情境、克服工作壓力的一種調適方式（引自高毓璇，2004）。
莊建娟（2004）研究中選取台灣地區二十三個縣市作為觀察單位，分析 1997年至2003年共七年的資料，實證分析發現，失業率和酒精成癮患者比率呈現正向關係；當失業率上升1％，酒精成癮患者比率約上升0.07％；經濟壓力過大時，會造成較多的人利用飲酒紓解壓力甚至造成酗酒來逃避經濟壓力。
綜上，家庭親疏關係、父母的飲酒態度、壓力因應方式及對酒精的期望，對家庭成員於飲酒的態度與行為有重要的影響。
肆、 結語
酒精成癮是世界上普遍的精神疾病，因為酒精飲品的取得在社會上是合法而且容易購買，是許多交際應酬中不可或缺的角色，更被視為一種可以增進社交能力、解除壓力的物質，在某些社會情境中亦存有一股必須飲酒的壓力（李易蓁等，1996）。湯華盛、葉英堃（2004）研究報告指出台灣地區酒精濫用的終生盛行率在大都市、城鎮、鄉村三地區分別是3.4％、8.0％、6.3％；其中城鎮居民的酒精濫遠高於其他兩地，而鄉村又比大都市高。
離島居民有不同於臺灣本島的特性，尤其金門地區早年為戰地，又實施戰地政務至81年才解除，民風純樸，工商業不發達，以農業為主，為一父權社會極明顯的社區，有較冷的氣候。而金門酒廠是金門的經濟命脈，近年營業額更突破每年一百億元，同時也給喜好喝酒者太多合理的理由。但有關金門地區飲酒的盛行率與發生率，或與健康的相關研究皆乏調查資料，亟待相關的調查。
健康生活方式，提倡酒道，適量飲酒、不拼酒、不勸酒、喝酒不開車、適時、適所、適量喝酒，喝出健康、喝出快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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